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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深山里,我遇見一位被性侵的女孩,和她只想賺錢的父母

      2021-06-25

      Part 01 “我竟然還沒有分裂”


      邱瑩說,她時常在同一刻感受到人間的兩極。


      每一次從涼山返京,邱瑩都會在首府西昌逗留一晚。因為從村里一路顛簸到西昌,通常就趕不上當天的航班了。


      她住的酒店對面開了一家星巴克。夜色中,它看上去和北京、上海、東京、倫敦的并無二致。


      而就在幾個小時前,她還站在大涼山深處的土地上,眼前是黑皴皴的土坯房,無數蒼蠅嗡嗡圍著她打轉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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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(西昌夜景)


      “這是同一個世界嗎?”


      她總是感到恍惚。返回北京,鉆進擁擠的地鐵,直到躺在自己的床上,這種感覺依然揮之不去。


      還有一年端午節,邱瑩回到湖南老家和家人團聚。


      在堂嫂拍攝的視頻里,十幾口人聚在一起吃團圓飯,只有邱瑩面無表情地對著手機,手指在屏幕上上下飛舞。


      手機的另一端,是一位端午節當天上午剛剛失去孩子的單親父親。


      按照家鄉習俗,孩子的遺體要從四川的醫院運回云南老家下葬,而他連買壽衣的錢都拿不出來。


      一頓飯的時間,邱瑩為孩子買好了壽衣,墊錢安排了轉運車。


      她說不出那是怎樣一種情緒,仍舊是恍惚吧。


      “肯定悲傷,但又沒那么悲傷,畢竟我正在跟家人的連接當中,會有安定幸福的感覺。但一想到孩子家人的處境,就好像同時在體驗世間的兩極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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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(和家人團聚時,邱瑩在陪小侄女玩)


      這樣的場景幾乎天天發生在邱瑩的生活里。


      早晨一睜眼,她手機里最先彈出的,可能就是一條求助信息。


      在家人和朋友眼中,她總是在“玩”手機。實際上,她可能正在處理一個素未謀面孩子的身后事,解決一對獨居姐妹下個月的口糧,又或是籌措一個重病兒童的“救命錢”。


      “我竟然還沒有分裂”,她這樣自嘲。


      邱瑩供職于國內一家知名的慈善基金會,她主要負責兒童醫療和困境兒童保護與救助方面的項目。


      通過項目,她幫助了很多需要救助的孩子,卻對自己的動機充滿警惕;她目睹了不曾想象過的苦難,卻無處安放自己的憤怒;她的學術研究方向是道德哲學,卻總是掙扎在倫理與現實的撕扯中。


      Part 02 “好人標簽會讓我羞愧”


      因為對社會組織形態和人性感興趣,邱瑩在英國求學時選擇了政治哲學與倫理學。


      什么是善與惡?人應當如何更好地生活?社會應該怎么組織與發展?


      帶著這些頗為理想主義的、對人與社會應然狀態的思考,她畢業后進入了公益行業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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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(邱瑩的第一份工作在英國紅十字會)


      摸熟了英國慈善商店的運作模式后,邱瑩很想將它借鑒到國內來——


      “它既是一個籌款渠道,也可以分享閑置物品,還能為一些殘障人士提供就業崗位。不是非得到偏遠山區去,才能做公益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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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(以慈善商店為依托,青少年志愿者在商店門口做抽獎活動)


      但邱瑩也發現,沒有稅收政策的支持和屬于自己的地產,事情很難做起來,別說給機構籌款,連基本的運營都難以為繼。


      她的“理想主義”遭遇了水土不服。


      “乖乖找工作吧。”


      在公益咨詢行業做了一年籌款咨詢工作后,她還是更想去參與實實在在的項目,于是開始接觸兒童醫療救助和困境兒童救助與保護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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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(邱瑩去涼山回訪醫療救助兒童。這個孩子耽誤了手術機會,導致一只眼失明,一只眼視物模糊,但他的成績是全班第一)


      邱瑩承認,在道德上對自己比較嚴苛,反而格外警惕在這一行里被套上“道德光環”。


      某種程度上說,她的價值觀深受康德哲學的影響——


      做一件事情,只有出于義務,而不是獲得名譽和贊美,才是有道德價值的。相反,如果動機中有利己成分,那只是合乎道德,而非出于道德,是沒有道德價值的。


      邱經瑩常這樣提醒和鞭策自己。


      “如果因為從事公益行業而收獲了‘好人’標簽,我會有羞愧感。千萬打住,這個世界上沒有永遠的好人,我們都是一個人而已。”


      Part 03 “出門看病真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”


      這些年里,邱瑩有三分之一的時間“扎”在四川、青海、云南等地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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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(邱瑩在去涼山的路上)


      困境兒童的救助復雜而立體,尤其是最底層、最困難的那個群體。


      后來邱瑩發現,每次剛解決了孩子的一個問題,其他問題就會接踵而至。


      “資助他做完手術,才發現他還是一個‘事實孤兒 ’,比方說父親服刑在押,母親跑掉了,那可能還要解決其他問題,有沒有錢交學雜費?會不會面臨輟學?很少有孩子是只處于單一困境的。”


      不僅如此,這些孩子的處境和需求也有鮮明的地域特點。


      在邱瑩看來,青海最值得做的是教育和醫療救助。“至少我們得讓孩子知道,生了病要去醫院,而不是只坐在家里念念經。”


      邱瑩遇到過一個患有結膜炎的孩子,本來是簡單治療就能康復的小問題,卻一直拖到眼皮腐爛,近乎失明,只能把他送去做手術。


      還有一個孩子得了肺結核,家人不重視,后來轉移到脊柱,又轉移到腦部,最后送到成都的華西醫院才把命撿回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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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(因為結膜炎險些失明的孩子)


      在當地,小病不治拖成大病,甚至最后要了命的,比比皆是。


      礙于有限的醫療水平,當地很多重癥兒童都是在邱瑩他們的救助下出省治療的。


      即便如此,一路上依然困難重重。


      僅是從當地村子到西寧就要坐12個小時大巴,而最大的障礙還是溝通——他們長年生活在牧區,完全聽不懂也講不了普通話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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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(長途大巴車上,去西寧看病的孩子)


      會坐電梯,甚至不會買飯。對于他們來說,出門看病真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。”


      為此,項目在藏區設置了助醫兒童主任,專職帶著孩子一家去看病。


      Part 04 “創傷就這么一代代傳下去”


      在涼山項目上,邱瑩感受到了比治病救人更復雜微妙的心理過程:


      憤怒、無奈、希望……以及不知能否真正做到的釋懷。


      事實孤兒是這里主要的救助對象。在一些村子里,到處是父親犯事兒、母親跑路的家庭,扔下孩子就像撇下東西一樣尋常。


      邱瑩一開始不能理解,甚至是憤怒:怎么會有這么狠心、不負責任的父母?“不夸張地說,有的父母真就像蟑螂下崽一樣,生完就不管了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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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(邱瑩在涼山大病兒童家了解情況)


      有一次遇上孩子生病,邱瑩幾乎是央求家人帶孩子去看病,求不動,村委會再去求,還求不動,最后只能村支書出面了。


      “表面上看,他們只是生活在貧困中。但對于他們來說,對未來不確定的生存恐懼和焦慮才是最可怕的。他們總是擔心,下個學期我還能上學嗎?生病時有人帶我看病嗎?得病了我會不會死?這讓他們陷入了巨大的混亂中。”


      沒有無緣無故的愛與冷漠,這里也一樣。來的次數多了,邱瑩試圖去尋找為什么。


      她逐漸意識到,那些跑掉的母親其實從來沒有被當作一個人來對待,她們只是父母換取彩禮、救濟兒子的工具。


      當嫁到另一個更加一貧如洗的家后,還要承擔家里所有的勞作,怎么指望她身上有人性的閃光呢?


      邱瑩說,后來她很難真正地去譴責這些父母。


      “即便是留在孩子身邊,她對這個家也只有怨恨。她從未被溫柔以待過,也只會繼續冷漠地對待自己的孩子。這種創傷就這么一代代地傳遞下去了。”可恨又可悲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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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(邱瑩的朋友和同事們私下捐助的殘疾困境兒童。這個孩子母親跑了,父親也不管他,他跟著爺爺生活)


      最終,大多事實孤兒只能被爺爺奶奶帶著,或者寄養在不同的親戚家,或者干脆自己獨居。


      Part 05 “原來我也值得被愛”


      為了可以定期地陪伴和照應這些孩子,項目在每個村都招募了一個兒童主任。


      他們通常是本地村民,要經過相關培訓,了解兒童成長、兒童權益方面的知識,學習如何與孩子建立聯系。這個過程對他們來說也是一次教育科普,甚至是三觀洗禮。


      “在他們看來,孩子不聽話,打是天經地義的。當我說不該打的時候,他們覺得簡直不可思議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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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(南新村兒童主任吉克阿依木帶孩子們烤土豆)


      邱瑩說,除了給予物質上的資助,設置兒童主任這個角色意義重大。


      那些被拋棄的孩子,小時候沒有形成足夠的安全依戀,自我評價低,自尊低,總覺得不被喜歡、不受歡迎。而這些心靈的創傷歸根結底都是關系的創傷,只有回到關系中才能修復。


      兒童主任會在固定時間帶著需要的東西去看望他們。


      “這可以幫助孩子與人建立穩定、安全、信任的關系。讓他們知道,‘原來我也是有人喜歡的,我也是值得被愛的’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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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(東紅村兒童主任曲木耿沙給孩子們安裝電燈)


      剛去涼山的時候,邱瑩在那些孩子臉上看不到任何表情。那種漠然令她印象深刻。


      項目持續了一段時間后,即便沒有用正規的量表去測評,孩子們的變化肉眼可見。


      “有笑容了,愿意溝通了。”邱瑩覺得,這就很好。


      她排斥那些山里娃考上北大清華的報道。現實是,這里的孩子大多連高中都上不了。


      她擔心媒體的報道會給人一種錯覺:農村的孩子更努力,學習更有優勢,成績更好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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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8歲獨居兒童(左)和他唯一的小伙伴(他的表弟)


      “但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我們救助的那些孩子大多成績非常差,考幾分是家常便飯,因為他們一度連基本的生存都保證不了。他們更需要的,是獲得穩定的生活和人際關系,發展出健全的人格。”


      談成績,對于這里的孩子來說,太奢侈了。


      Part 06 “哪一個花季少女能忍受這樣的自己?”


      項目做的越來越多,得到幫助的孩子越來越多,邱瑩陷入的倫理困境也越來越多。


      那些在應用倫理學課堂上很容易得出結論的命題,在實踐中卻常常讓她進退兩難,甚至難以面對。


      2017年,基金會計劃資助青海的十幾個孩子做脊柱側彎手術。這是一個費用昂貴的計劃,當同事們終于協調好了醫院,最初報名的十幾個人卻只剩下了四個。


      “因為有的家長說,‘大師’算過了,不能做手術。”


      其中有個17歲的女孩,因為貧困一直沒能手術。她的背已經駝得像個老太太,連抬頭看看天都成了奢望。醫生檢查后,認為手術風險很大,如果失敗可能會造成癱瘓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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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(2017年,想做手術的17歲女孩)


      她是孤兒,奶奶作為監護人無論如何都不同意。


      但女孩無比堅持,她哭著央求邱瑩他們,哪怕是癱瘓也要試一試,她太想把背挺起來了。最終,手術沒做成。


      “但她已經17歲了,不是7歲,其實已經有能力為自己做決定了,只可惜在法律上就差了那么一點點。”


      邱瑩內心深處覺得,她的這個權利不應該被剝奪。


      在場的人態度并不一致。也有同事提醒邱瑩,女孩無畏是因為她沒有癱瘓,她不知道那將是一個怎樣的局面。“如果手術真的失敗了呢?她一定會后悔的。”


      可是,哪一個花季少女能忍受這樣的自己?她在生活里一定遭遇過很多歧視和嘲弄吧?她一定也是渴望美的,也許還在憧憬著愛情吧?想到這些,邱瑩就難以釋懷。


      “到現在我也不確定,如果當時女孩已經18歲,面對這樣的風險,她執意做手術,我們還會資助她嗎?”


      女孩跟著奶奶回去了,但不同的聲音卻在邱瑩這里對峙了很久,直到今天說起,她依然困惑而無奈。


      無解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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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(2020年除夕,邱瑩跟同事、朋友們湊錢置辦了年貨,委托志愿者給困境兒童捎去)


      更殘酷的還不是“做與不做”的選擇,而是,做了,但失敗了。


      邱瑩見到那個患有重癥先天性心臟病的11歲男孩時,他幾乎走幾步就要停下來喘一喘。


      醫生評估,手術有風險,但如果不做,他的生命也許只能延續到十七八歲。


      家人決定手術,畢竟免費的機會對這樣的家庭來說實在難得。


      意外的是,手術雖然順利,但因為術后護理的原因,孩子就沒多久就去世了。


      這是邱瑩自己經手的項目里第一次遇到這樣的死亡案例。如果不做手術,男孩也許能活到十七八歲,甚至二十多歲呢?


      這件事對她的沖擊很大,她無數次拷問自己:“我究竟是做了一件好事,還是壞事?”


      后來,她只能拿康德的觀點安慰自己:一件事的道德屬性不在于它的結果,而在于它的動機。


      朋友也寬慰她:要不要做一件事,不能通過后來的結果去反推,只能看它是不是當時最好的選擇,那么去做手術肯定是當時最好的選擇。


      Part 07 “她這樣不是自找的嗎?”


      類似這樣費用不菲的項目,作為執行者,邱瑩是有壓力的。


      畢竟,項目需要捐贈人的支持。這就需要足夠打動他們的“故事”。


      一張體現孩子病情或者困境狀況的打碼照片是流程需要。但邱瑩本能地抗拒,畢竟有些照片即便打了碼看上去也實在悲慘。


      “沒有照片,就沒有說服力,籌款效果不會好……”同事也有苦衷。


      算了,都是為了孩子。邱瑩心一橫,把照片發過去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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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(不滿十歲的獨居兄弟)


      但哪兒有那么多符合大眾心理預期的“完美受助者”呢?


      邱瑩在中部某省做性侵兒童心理干預項目的時候,就遭遇了這樣的問題。


      在這個項目上,邱瑩接觸到了很多“無法讓人同情”的孩子:


      被性侵后隱瞞身份和年齡主動去賣淫的,被性侵后又主動回到侵犯人身邊的……這跟人們想象中的受助者有很大差距。


      不僅捐贈人會有疑慮,如何學著無條件接納她們,也是邱瑩在做的功課。


      “有很多人會覺得,那你就不要幫啦,她這樣不是自找的嗎?”


      邱瑩能理解,人性使然,無論是捐贈人還是項目執行者,會很自然地更偏好于某一個孩子,或者某一類孩子。


      這讓她不斷反思和覺察,是否做到了公正地對待每一個需要幫助的孩子,而不是下意識地為了那些長得好看的、更符合公眾道德想象的孩子去爭取更多的資源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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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(一對住在山頂的獨居兄弟,在和同村小伙伴們玩耍)


      做性侵心理干預需要專業人士參與支持,為了保證效果,邱瑩專門請來了一線城市的專業心理咨詢師。


      干預過程就是一個認知再加工的過程,他們希望幫助這些孩子改變對這件事的記憶和理解。


      “這些孩子通常會特別自責、自卑,她們覺得遭受侵害是自己的錯。我們要讓她們知道,你不需要為這件事情負責,該被譴責、被羞辱的,是那些加害她們的人。”


      邱瑩說,在這個事件里,父母的改變也許更為關鍵。


      很多父母在孩子受到侵害后辱罵孩子,認為她們給自己丟了人,甚至覺得孩子是拖油瓶,這種傷害比性侵本身更嚴重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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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(受害孩子第一次畫作,痛苦指數為10分。0-10分的量表,10分為最痛苦)


      項目針對孩子和父母分別安排了兩場干預。心理咨詢師告訴邱瑩,通過觀察他們之間的互動模式,很容易就能看出孩子的預后如何。


      如果孩子未來能獲得較多的家庭支持,她會復原得很好。因此,對家庭尤其是父母的干預也是未來他們做類似項目的方向。


      遺憾的是,即便當地檢察院出面支持,依然遭到一些家長的回避和拒絕。


      有個爸爸把孩子送去,扔下一句“不要耽誤我賺錢”就走了,三天之后才來接回孩子。


      這讓邱瑩感到深深的無力,有的孩子本來在干預中有了向好的改變,她擔心孩子的狀態會因父母的消極態度再次回到原點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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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(在干預后,孩子們的畫充滿了生機,痛苦指數下降到0-2)


      從理性的角度看,這樣的項目“投入產出比”并不高。


      邱瑩粗略統計過,每個個案的干預成本在1萬元左右,因為它涉及眾多專業人士、社工機構的參與,并且很難復制。


      寫項目反饋也是個難題。一方面,孩子的隱私要保護,就意味著無法向公眾和捐贈人呈現出個案的全貌。另一方面,孩子通過項目獲得的改變短期內難以體現或量化。


      “可捐贈人和公眾喜歡可視化的東西,希望自己捐了錢,馬上能看到改變。”


      一位圈內人說,沒有什么行業可以完全擺脫平臺和資本的“裹挾”。因為籌款難,這樣的項目在國內始終沒能大規模地做起來。


      但是邱瑩認可它的價值,“對于一個個活生生的個體來說,它真的非常非常有意義”。她一連用了好幾個“非常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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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(一個受到幫助的孩子給邱瑩寫的信)


      邱瑩去看望過一位受助的孩子,她在干預后的半年時間里,將成績提高了一百多分,考上了大學。


      因為經濟困難,她在學校里勤工儉學,但還堅持每周在敬老院和一些公益項目上做志愿者。她心里有個樸素的念想:自己接受過別人的幫助,也想為別人做點什么。


      Part 08 “沒有人支持,我們就自己想辦法吧”


      基金會也會盡力引導捐贈人,把錢投入到最有需要的地方。


      但確實會有很多時候,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,邱瑩他們想做的項目,沒有捐贈人支持,或者因為項目的限制,救不了那些真正需要幫助的孩子。


      “我們就自己想辦法吧。”


      2018年,她在涼山一個獨居兒童家里了解情況。那是一個家徒四壁的土屋,墻上掛著發霉的臘肉,米缸里殘留著幾粒大米……后來,她發了一個朋友圈講述自己受到的震撼。


      一個朋友看到后,給她轉了500元,說給孩子買點東西。過了一會兒,又轉了4000元,是朋友的朋友托過來的,大家都想幫幫孩子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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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(涼山9歲獨居兒童阿木的家,救助圈因為這個孩子成立)


      在這樣的契機下,邱瑩干脆自建了一個救助圈。里面是一些熱心公益的朋友,更多的是朋友拉來的朋友。


      她以自己的人品為背書,在圈里分享求助信息,愿意認捐的朋友可以自己捐款,或者買了東西捐過去,事后邱瑩會通過照片給予反饋。


      一般來說,基金會的項目滿足的是多數受助者的平均需求,邱瑩的這個救助圈反而可以覆蓋一些個性化或無人支持的需求,是項目的有效補充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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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(被救助2年10個月后,阿木可以住校了)


      比如,項目在涼山會給每個救助對象發放200元的“營養包”,但有的孩子還需要一雙鞋,邱瑩就會把具體信息發到群里,有意捐贈的朋友可以自己買鞋子寄過去。


      再比如,過去醫療項目需要受助人事后用票據報銷,“但他們哪兒有錢墊醫藥費呢?”


      這時,群里有人可以先借給他們,等報銷之后再還回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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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(獨居兒童用營養包里的雞蛋做蛋炒飯。營養包里有米面油雞蛋牛奶等,偶爾配一份小零食。因為孩子們飲食非常單一,幾乎頓頓都是土豆或者清水面條)


      救助群的存在,解決了項目上的很多技術性問題,從某種角度看,它讓基金會的項目更完備,操作也更靈活了。


      隨著救助群里的人越來越多,影響力也越來越大,去年開始,邱瑩推動基金會在困境兒童救助與保護項目下設立了一個子計劃,將救助群納入其中。


      有時,她也會覺得朋友們捐得太多了。她心里清楚,有的朋友捐款并不是沖著這個項目,而是純粹想支持她做公益。


      “這其實讓我有一點壓力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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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(99公益日,邱瑩在出差路上,她把籌款的話寫在了紙巾上)


      邱瑩每個月都會給群里的捐贈人發一份捐贈報告,列出本月的捐贈明細。


      這份報告被大家調侃成“催捐報告”,以至于后來每次發報告,她都要上演一場內心戲——


      如果有人已經連續幾個月沒捐,還發給他嗎?會不會覺得我在提醒他捐款,像是一種道德綁架;如果不發呢?他會不會覺得自己人走茶涼,對方連報告都省了?


      “發報告這事,到現在我心里都沒能真正平靜下來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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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(邱瑩每個月發給捐贈人的報告)


      邱瑩的價值觀總是讓她的內心在工作中充滿了矛盾和沖突。


      她知道作為籌款人就是要以獲得更多捐贈為目標,但卻很難說服自己這么做。


      “我本能地排斥有目的的交往,或是工具化地使用一個人,包括我所有的捐贈人,我從來沒有特意去維護與他們的關系。”


      在一個百人的救助群里,邱瑩直接認識的人也不過三五個。


      但個人的力量確實非常有限,為了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,邱瑩后來也開始努力地做一些倡導性的工作。


      “會在朋友圈里分享,影響和鼓勵別人來參與,雖然這個過程我內心是有煎熬的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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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(邱瑩的朋友圈截圖)


      在現實中真正踐行康德的理論是不容易的。在堅持自己的價值觀、成為理想中的自己,和幫助更多的孩子、讓孩子得到更大的收益之間,邱瑩在辛苦地平衡著。


      Part 09 “我們只是他生命旅途某一段的陪跑者”


      邱瑩偶爾也會懷疑項目的意義。


      在一個縣城里做項目,達到困境標準的就有2000個孩子,而他們能招募到的兒童主任不過40個,這意味著根本無法深入地照顧到所有人,只能簡單地解決一些吃喝、上學的問題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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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(漁洞村兒童主任加瓦伍牛在給獨居兒童喂飯)


      邱瑩一開始會沮喪地想,項目能管多少,又能管多久呢?項目結束,很多孩子的父母依然不會回來,他們的生活狀態依然不會改變。


      但是后來她發現,不是這樣的。


      當初讓他們頭痛的一對獨居姐妹,在兒童主任的爭取下,兩年后一同住了校。


      還有一對不滿10歲的獨居兄弟,項目每個月會為他們提供“充饑包”,后來兒童主任反饋,孩子不需要“充饑包”了,因為他們的媽媽回來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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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“你看,其實不用陪他們跑到18歲的,只要陪他們度過最困難的那兩年,就一定會有人接棒。剛做項目的時候,我總把項目當成他們生存系統中唯一的角色,要包攬他們所有的問題。但后來我體會到,我們只是他們生命途中某一段的陪跑者,只跑這一段就夠了。”


      這兩年,邱瑩也會收到很多孩子寄來的小禮物。有自己編的手鏈,有親手炸的小零食,偶爾還會給她發些照片,誠懇地邀請她再去家里玩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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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(這是一個被性侵的孩子自己折的1314顆星星。在最后一次咨詢中,她把這些星星送給了邱瑩)


      越來越多孩子的境遇得到了改變,讓邱瑩在公益這件事上更加自洽起來。


      她也會時刻審視自己的內心:做這些并不是為了證明自己比別人更高尚。


      “別做公益還搞出個‘病理性利他’來。”


      她提醒自己,不要想著去度人,不要試圖去做孩子的父母或老師;公益組織應該做的,是支持孩子的父母成為更好的父母,而不是讓孩子覺得公益人比他們的父母更好。


      這需要幾近苛刻的自省,和足夠強大的自我。


      2018年,在給11個遭受性侵的孩子做完最后一場心理干預后,邱瑩給他們訂了蛋糕,上面寫著“天天快樂”。


      這當然是不可能實現的愿望。


      這些年,邱瑩逐漸領悟了,分離、死亡、孤獨等等一切苦難,都和快樂一樣,是人生的一部分,要學著去“接納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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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(邱瑩給孩子們訂的蛋糕,上面寫著“天天快樂”。)


      “如果想讓每個人都開心,不如去賣冰淇淋。”


      未來,邱瑩想去解決曾經在項目中遇到的痛點。她想為無處可去的孩子建立庇護所;她想在醫院外給貧困大病兒童家庭提供住宿;她還想支持心理干預一線人士的培養。


      邱瑩也想過,如果將來不干這行了,會干點什么?她可能會投身心理咨詢,之前為了更好地推動項目,她學習了心理學,最后反而幫助自己解釋了很多困惑。


      邱瑩業余很喜歡舞蹈,她開玩笑說,萬一哪天中了大獎,就把獎金拿去做一個培訓學校,把喜歡舞蹈的事實孤兒接到機構里,這樣既發展了他們的天賦和興趣,又解決了無人監護的問題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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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(在跳舞的邱瑩)


      翻來覆去還是繞不開公益。


      “看起來好像是我在幫助孩子,但實際上,是孩子們給了我機會,賦予生活價值和意義。”


      安徽心理干預項目上的一個孩子,一直跟邱瑩保持著聯系。很難想象,她曾被自己的父親性侵,后來她報警親手將父親送入大牢。


      前些日子,她和邱瑩聊天,提到中考志愿,因為成績不理想,老師曾建議她去讀幼師或護理,但她都不喜歡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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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(涼山,邱瑩和孩子們一起跳舞)


      “那你想做什么呢?”邱瑩問。


      “我要去做慈善。”


      “慈善也有很多種的。”


      “我要做一心一意把一個人拉出泥潭的那種。”


      來源:騰訊醫典

      作者:蘇達

      編輯:吳家翔、王鳳靈 | 校對:胡磊

      排版:李永敏 | 運營:韓寧寧

      統籌:王鳳靈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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